●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出土大量来自唐朝、中亚和西亚的丝织品、金银器，以及各类宝石珠饰，首次揭示了青藏高原北部的“青海道”曾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甘肃天祝县吐谷浑王族墓地、青海都兰热水墓地、乌兰泉沟墓地和西藏当雄吐蕃墓地的发掘，又进一步强化“青海道”对高原文明形成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阿里地区的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桑达隆果墓地等发掘，出土了时代更早、来自中原内地的丝绸、漆器、茶叶等物品，以及自欧亚草原、南亚次大陆等地区输入的多重文化因素。

　　如果回顾欧亚大陆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古代东西方沟通交流的途径和主导区域，有自北向南逐渐转移的过程，这是古代欧亚地区人类社会对世界认知区域逐渐扩大的结果。

　　北方草原之路是欧亚大陆之间最早开通和使用的路线，从旧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一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发生地带。

　　途经沙漠—绿洲的陆地丝绸之路开通稍晚，其标志性事件为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在汉唐之间的上千年间，陆地丝路取代草原之路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这一通道在唐代晚期逐渐衰落，代之而兴起的是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明时期发展至巅峰，明中后期至清因为海禁政策而逐渐衰落。

　　穿越青藏高原的丝绸之路，可被视为陆地丝路的延伸和扩展，其发展过程和节奏也基本与后者相吻合：该路线在两汉时期开始在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地区启用，至唐代其主体框架形成并发展成熟，唐代之后逐渐衰落。其衰落原因表面上看是由于唐蕃关系的恶化所致，实际上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唐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

　　青海和西藏的大量考古发现见证了青藏高原丝绸之路兴衰的整个过程。1982年启动的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发掘，出土大量来自唐朝、中亚和西亚的丝织品、金银器，以及各类宝石珠饰，首次揭示了青藏高原北部的“青海道”曾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对高原文明形成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近年来发掘的甘肃天祝县吐谷浑王族墓地、青海都兰热水墓地、乌兰泉沟墓地和西藏当雄吐蕃墓地，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识。在青藏高原西部的阿里地区，十年来考古学者们在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桑达隆果墓地等发掘，出土了时代更早的、辗转来自中原内地的丝绸、漆器、茶叶等物品，以及自欧亚草原、南亚次大陆等地区输入的多重文化因素。这些新发现揭示了青藏高原各民族在极为险恶的自然环境下，合力打通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共同参与丝绸之路商贸和文化交流活动，借助于不同文明的智慧，来拓展人类在高海拔环境的生存空间，并最终创造了青藏高原早期文明发展兴盛之奇迹。

　　高原北部丝路：从一条“道”到一张“网”

　　20世纪70年代，在湟水上游的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考古学者清理了近600座史前墓葬和182座汉晋时期墓葬，显示该地区的人群活动前后延续达数千年之久。史前墓葬主要为本土的卡约文化遗存，而汉晋时期墓葬的形制和出土物都与中原内地极为相似，仅保留了少量土著文化因素。

　　文化传统的转变始于西汉政府对丝绸之路的开拓和经营。从整个青海地区来看，大部分汉晋时期的遗址和墓葬，都分布在青海湖以东河湟谷地的农业区。它们的分布轨迹可以标示出一条主要交通孔道——“羌中道”，这是张骞自西域返回时，为避开匈奴而采用的一条高原通道。但匈奴是羌人的亲密盟友，它的一些支系也深入到了河湟谷地。在上孙家寨墓地的乙区，很可能埋葬着一批归顺东汉政府的匈奴贵族。他们的墓葬里出土了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和一件帕提亚波斯风格的银壶，不仅标记了他们真实的族属身份，也记录了他们曾经迁徙和征战欧亚草原的辉煌过往。

　　开拓青海地区丝绸之路的主要功绩，属于另一个游牧民族——吐谷浑。它是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于公元4世纪辗转迁入青海东部，建立了吐谷浑政权。由于其曾经的政治中心在黄河之南，因此它所控制的交通要道又被称为“河南道”。根据文献记载，吐谷浑统治时期，青海丝绸之路日趋繁盛，甚至一度取代了河西走廊成为主干道。吐谷浑进而通过长江上游水系打通了西域与南朝政权的联系，延续了中国自汉朝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传统，也大大促进了青海地区经济、文化发展。

　　虽然文献中关于吐谷浑作为丝绸之路控制者和中间人的记载非常丰富，但实际上与之有关的考古发现并不多，因而其都城伏俟城的考古发现更显得弥足珍贵。该城址位于青海湖西7.5公里的共和县石乃亥乡，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相合。2020年考古学者对其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查，在早年工作的基础上，又发现了完整的外围城墙和数量丰富的夯土建筑基址及砖瓦残块，经C14测年为北朝至隋代遗存，从考古证据上确定其为吐谷浑都城伏俟城。西宁和乌兰等地还出土了一些北朝时期的波斯萨珊银币、拜占庭金币、丝绸和金银器等，都兰地区的墓葬中还发现过一件精美的青瓷莲花尊，很可能是来自长江中游的南朝时期遗物。这些发现可视为吐谷浑参与丝绸之路长距离贸易的实证。

　　兴起于雅砻河谷的吐蕃王朝在公元7世纪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在经历了11代赞普、250年的繁荣之后，于8世纪后半期土崩瓦解。吐蕃强盛时期的统治区域，覆盖了整个青藏高原及相邻的河西、新疆和中亚地区，区域统一为高原丝绸之路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吐蕃统治时期的丝绸之路并没有衰落，而是被充分开发和利用，为吐蕃政权服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海都兰县、乌兰县及德令哈市境内的吐蕃时期墓葬，出土了大量的丝绸，多为唐代中原地区所织造，几乎囊括了唐代的所有织物品种。另有一部分为中亚和西亚地区织造，以粟特锦居多。一些丝绸上装饰有中亚和西亚的流行图案，如对狮、对马、对羊、对含绶鸟等，应该是唐朝专门为藩属国家或边境市场而定制的。墓葬中还发现大量兼有东西方文化要素的遗物，以金银器数量最多、品类最杂，包括鎏金银冠和金杯、镀金银舍利容器、鞍具带饰、日用瓶罐杯碗、棺椁装饰等。除了少量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和金银容器是来自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的输入品，大部分金银器具应是吐蕃本土制作。从其工艺技术和装饰纹样上看，已经形成了吐蕃自己的独特风格，其中明显受到了唐朝、粟特、萨珊和突厥金银器风格的影响。吐蕃墓葬中还发现了不少漆器，有的为本地制作，有的可能来自周边的汉文化区，如河西、高昌等地。器物上的文字题记显示，汉人和通晓古藏文的吐蕃人或吐谷浑人参与了这些器物的制造。很显然唐朝的一些先进制作技术输入到了这一区域，构成了本地手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吐蕃还从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购入大量玻璃、宝石和半宝石饰物，将其广泛应用于日用器物和贴身饰物上。绿松石装饰尤其盛行，成为青藏高原族群独具特色的一种审美偏好。

　　高原丝绸之路的繁盛景象还直观地反映在大批彩绘木棺板画上。这些棺板画上所绘人物的服饰特征、器物造型及生活方式诸方面，都深受中亚地区游牧民族的影响，与粟特、突厥的文化面貌近似，可见吐蕃对这些地区的文化持开放包容和吸纳融合的态度。

　　通过分析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区域分布，我们能够大致对青藏高原北部的丝绸之路路网进行重建：从河湟地区的西宁向北，经门源、扁都口至张掖，与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干道相接；从河湟地区出发，沿青海湖南北两侧向西，经过海西地区的茶卡、乌兰和德令哈，沿着柴达木盆地的北缘，越当金山口到达甘肃敦煌；从青海湖向西南，经都兰、格尔木、茫崖，逾阿尔金山口入新疆南部，在且末和若羌与新疆的丝绸之路南线相接；从青海湖东南，经共和、兴海、黄河源，越巴颜喀拉山，由清水河镇至玉树地区，渡天通河、逾当拉山口入藏，然后经日喀则、吉隆宗喀，到达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和印度比哈尔邦。

　　高原西部丝路：从“物”的传播到“人”的往来

　　自2012年起，考古学者展开对西藏西部阿里地区象泉河上游的大规模考古工作。这里是汉藏文献记载中的古象雄国(大羊同)的政治文化中心区域，也是西藏本土宗教——苯教的起源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西藏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考古学者在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取得一系列重大发现，将这一区域的早期文明面貌及其演进轨迹渐次揭示。2018年起，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启动了大规模联合考古，又一批重要遗存如桑达隆果墓地、皮央·东嘎墓地等被发现和发掘，前者还入选了“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些发现颠覆了人们对于阿里的刻板印象，这块以往被认为是人迹罕至的高寒区域，实际上在古代曾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化。而其创造辉煌文化的秘诀，在于该区域的古代人群与周边其他较进步的文化之间，一直通过一些鲜为人知的通道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和交流。尤其是来自中原地区以丝绸为代表的物品，携带着高度发展的文明的重要信息，输入到这一偏远区域，深刻影响了这一地区文明演进的轨迹，这正是丝绸之路的价值所在。

　　西藏西部地区与其以西的拉达克、中亚地区和北部的新疆地区，早在青铜时代晚期就已经建立了相当密切的文化联系，这不仅在该地区的岩画上有充分的体现，也在考古发现中找到了最新的证据。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证据是在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距今3500年)，出土的铜器、彩陶、釉砂和牛羊骨骼，显示出与新疆东部畜牧人群的密切关系。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4世纪的墓葬中，如皮央·东嘎墓地、聂桑墓地等，出现一些可能来自中亚和南亚次大陆的铜器、玻璃珠和贝饰，代表了这一时期人类活动和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向。

　　考古发现在公元前3世纪至1世纪，象泉河谷的墓葬和遗址数量大增。以曲踏墓地为典型代表，出土文物种类和数量也愈加丰富，其中包括黄金面具、红铜和锡铜容器、青铜短剑、带柄铜镜、铜铁饰物及铁质箭镞、匕首和马具等金属器，方背木梳、刻纹木牌、长方形木盘、四足或方圈足木案、纺织用具等木器，竹弓、竹编器、竹杯具等竹器，蚀花玛瑙珠、玻璃珠、红玉髓珠、植物种子珠串、印度圣螺贝饰、黄宝螺海贝等饰珠或饰件，以及大量的粮食和牛、羊、马等动物骨骼。这些物品有着广泛的来源，其中黄金面具、带柄铜镜、铁器等金属器的出现，反映了西藏西部具有广阔宏大的欧亚大陆文化背景；饰珠类装饰品大多来自印度河上游地区和印度洋地区，显示其与南亚次大陆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而竹木器、粮食等物品直接来自喜马拉雅山南坡的低海拔河谷地带。实际上除了本地能够产出的少量青稞、陶器、食盐、毛织物、畜牧产品之外，大部分物品都源自于周边低海拔地区，它们在高原地区的出现主要是经由喜马拉雅的河谷通道实现的，其贸易形式属于典型的“垂直贸易”。

　　公元2世纪至4世纪，也就是中原内地的汉晋时期，西藏西部地区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极为重要的转变。这一时期本地区与喜马拉雅山南麓低海拔地区的“垂直贸易”，以及与南亚次大陆之间的物质交换仍然保持畅通。除了金属器、竹木器、染色毛织物等生活用品外，墓葬中还新出现了稻米、粟等本地无法种植的谷物。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加嘎子墓地和札达县曲踏墓地，以及尼泊尔穆斯塘的萨木宗墓地中，都出土了来自中原汉地的丝绸，尤其是在高级贵族墓葬中带有“王侯”字样的织锦，暗示本地区对它所蕴含的政治意味有一定的了解。除了丝织品外，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出土的茶叶和漆器，应该也是来自中原内地的物品。此外，还发现有马蹄形木梳、一字格铁剑、钻木取火器等，都明显受到了新疆地区汉晋时期墓葬的强烈影响。一些器物带有浓厚的汉式风格，可见中原汉文化在遥远的西藏阿里地区影响力增加。这些汉地物品和汉文化因素的出现，极有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长程贸易”实现的。因为在西藏西部和新疆南部之间，横亘着空阔无垠的无人区，任何来往人群都会面临恶劣自然环境和补给匮缺的双重挑战，无法进行分段式或接力式的物品交换，唯有通过有组织、成规模的商队来进行直接贩运。西藏西部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主干道。它的一条支线从和田、叶城一带向南延伸，翻越喀喇昆仑山口到达克什米尔的拉达克，然后再沿印度河而上到达阿里地区。当然，也不排除从和田地区通过桑株古道、克里雅古道或民丰地区的通道登上高原的可能。在吐蕃时期，这几条路线成为吐蕃进军中亚与和田的捷径，被称为“吐蕃—于阗道”。

　　依据各类物品来源和功能的不同，我们可以将西藏西部地区出土的汉晋时期物品归为奢侈物品、贵重物品、稀缺日常物品和本土生产物品四个门类，它们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宏大广阔的文化交流网络。这一网络由五条重要的河谷通道构成，分别为狮泉河通道、象泉河通道、羌塘高原通道、吉隆沟通道和卡利甘达基河通道。从辐射范围来看，这一交通网络可以由内到外划分为三个圈层，中心圈层为西藏西部地区，其内部以象泉河谷地为核心，是一小部分物品的产地；第二圈层包括新疆南部、印度河上游地区和北印度喜马拉雅山地，是大部分物品的直接来源地；最外圈层为中原地区、中亚和欧亚草原地带，以及南亚次大陆，是一部分物品的最终源头。而从出土遗物的年代特征来看，这一文化交流网络的开拓和完善是一个渐进的、历史的过程。岩画分布区基本标记了青铜时代末期到铁器时代早期的高原通道走向。从大量的墓葬出土物品看，这一交通网络在公元前3世纪至1世纪间得以加强和繁荣，最本质的改变发生在公元2世纪至4世纪，以中原汉地奢侈品的输入为标志，彰显出这一交通网络的拓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虽然中原汉地物品出现在西藏西部地区能早至汉晋时期，但直到数百年之后的吐蕃时期，中原人士才首次到达西藏西部地区。1990年，考古学者在吉隆县城北的阿瓦呷英山嘴发现了《大唐天竺使之铭》摩崖石刻题记，这是公元658年唐使王玄策率团第三次出使印度时留下的碑铭。距此15年前，他带团第一次途经此道出使印度，意味着唐蕃古道的全线贯通，他们也成为第一批出现在喜马拉雅地区的中原人士。早在公元405年，僧人法显从中亚地区辗转到达了佛祖诞生地——蓝毗尼(今尼泊尔布德沃尔南部)，该地向北正对尼泊尔穆斯塘地区，两地距离200公里，通过卡利甘达基河谷相通联，这是当时中国人通过丝绸之路到达的距离喜马拉雅山中段最近的地方。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西藏西部穿越喜马拉雅的丝绸之路发展阶段和文化交流模式：汉晋时期中原的物产和文化因素经南疆输入，影响到喜马拉雅山北麓地带，这主要是通过东西走向的狮泉河通道实现的，属于“物”的传播；吐蕃时期打通了沿南北走向纵贯整个高原的“东道”，使中原人得以直接穿越喜马拉雅山脉通道到达南亚次大陆，印度和喜马拉雅深处的诸王国也直接遣使通唐，实现了“人”的直接往来。

　　丝绸之路的精髓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开放与包容，互通与互鉴，而不是隔阂、自闭与排他。正是通过青藏高原的丝绸之路，人类才得以在青藏高原艰险的高海拔地区逐渐拓居，并发展出农业、牧业和商业等不同的生业形态，形成大大小小的高原古王国；也是通过青藏高原的丝绸之路，高原诸王国才得以在较短暂的时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并交通东亚、中亚和南亚，为藏民族和藏文明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还是通过青藏高原的丝绸之路，汉、藏及其他高原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相互依存，互通有无，共同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藏文明也由此逐渐形成了与中原文明的互动交织结构，为西藏在元代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管辖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并最终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作者：仝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为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XDA20090000〕研究成果)(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