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神话、诗歌、散文等先秦文学体裁，在周代金文中均有展现，异彩纷呈。

　　神话在文学宝库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与小说这一文体关系密切。在周代流行的诸多神话中，“洪水神话”最为著名，广为流传。《尚书》《国语》，以及著名志怪古籍《山海经》等，均有记载鲧禹父子治理洪水的神话故事。这一故事在西周金文中亦有记载。收藏于保利博物馆的豳公盨，年代属西周中期晚段，其铭文记载：“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说大禹受天命平治水土，以息壤堙填洪水，削平高丘，填塞洼地，疏浚河流。这堪称大禹治水神话的最早记载，保留了我国洪水神话的早期形态。

　　节奏明快、韵律整齐的四言句式，在周代金文中颇为常见。这与青铜器多为礼乐器的用途相符。青铜礼器常常运用于祭祀、宴饮等重要典仪中。句式整齐、韵文错落有致的铭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可与乐舞相配合。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铭文，通篇基本以四言为句，以阳声字入韵，描述子白的战功和周王的赏赐。后段更是运用排比句式收尾：“王赐乘马，是用左王；(王)赐用弓，彤矢其央；(王)赐用钺，用政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铭文音律和美，节奏强烈，气势磅礴。类似韵律整齐的四言韵文，在春秋以来的编钟上更为常见。编钟铭文往往以“皇皇熙熙，眉寿无期，子子孙孙，永保鼓之”这类押之部韵的祝辞结语，韵声清幽高远。

　　金文韵文多以四言为主，与《诗经》的句式相类。七言诗一般认为起源较晚，不会早到战国时期。下面谈到的这件时代属西周中期的毛公方鼎铭文，则提供了探讨七言句式的早期文例，颇值玩味：

　　毛公旅鼎亦唯簋，

　　我用厚眔我友饱；

　　其用友亦矧唯孝，

　　肆毋有弗顺，是用寿考。

　　铭文说毛公制作鼎簋宝器，用来餍饱朋友；其用以友爱兄弟，更用来孝敬父母，希望无有不顺，寿考无疆。董珊先生谈及这篇铭文，谓其叶韵严密，结构精巧，韵律整齐。铭文前三句是七言韵文，第五句也入韵。如果将最后一行的“肆”和“是”省略，则作“毋有弗顺用寿考”。如此，这篇铭文就是四句七言韵文。毛公方鼎铭文也许是偶然出现的七言韵文，但不妨视作七言诗的滥觞。

　　三

　　大部分周代金文的文体都可归为叙事散文。

　　周代金文中的叙事散文，主要记述周代贵族参与的典仪、诉讼、战争等事件，展现了较为高超的叙事技巧。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册麦方尊，铭文166字。器主作册麦作为邢侯史官，记叙了邢侯回宗周述职，接着分别参加肜祭和射礼，并两次得到周王赏赐等事件。铭文首句先交代与述职事件相关的背景，即周王命令邢侯从原来的封地坯(今河南荥阳)，迁封于邢(今河北邢台)；接着以时间为序，交代邢侯这次宗周之旅的全过程。铭文涉及诸多活动及其场所的转换，叙事层次清晰。于省吾先生赞其章法完密，文风肃穆典重，冠绝万世。

　　西周中晚期的铭文中，有一部分是关于贵族间围绕土田、奴隶等财物进行交易或产生争讼的记录，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化。研究者多将此类记录看作约剂或法制文书。这类记录文字老练、表述清晰，叙事手法多样，结构富于变化，反映出周代叙事散文已趋向成熟。

　　裘卫鼎铭文记录了裘卫和邦君厉两位贵族之间关于土地的一次争端。恭王五年的正月庚戌，裘卫将邦君厉提告到王朝执政大臣那里，诉说两者之间存在的土田纠纷；大臣们通过问讯，确认邦君厉须将土田卖给裘卫，判定邦君厉立誓执行；随后派遣周朝的司土、司马、司工等官吏带领人员勘踏土田，确定转让土田的边界；最后罗列两方参与土田勘踏的人员。铭文完全按照时间顺序，交代这一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同样记录土田转让事宜的散氏盘，则采用了不同的叙事方式。该铭记载了周厉王时期散伯从夨伯那里获得土田的过程。第一部分先交代夨伯因为残毁散伯田邑而补偿土田给对方，接着详细记录勘踏土田的经过；第二部分记载参与土田勘踏的双方人员与政府官员；第三部分则交代夨伯命令家族人员立誓要将土田忠实交付给散伯。两铭均包括处理土田诉讼案件的各个环节：诉讼原由、审判立誓、勘踏田界、文书制作等，但散氏盘变换叙事手法，特意将勘界提至铭首，并对勘界过程详加记录，显然是为了起到强调这一内容，凸显该盘作为土田约剂的性质。

　　《左传》是先秦叙事散文成熟的标志，其对战争的描写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这种叙事能力可以追溯到西周金文。西周晚期的禹鼎、多友鼎、晋侯苏钟等铭文，描写战争场面宏大，对战事描述脉络清晰，节奏紧张，精彩生动。在属厉王时代的禹鼎铭文中，禹先讲述自己受到武公策赏主管采邑，接着以追叙手法，陈述受赏事功，即对鄂侯作战获胜。铭文以“呜呼哀哉”转承到对战事的描述，先强调“天降大丧于下国”，烘托形势之危急；进而讲述鄂侯率领淮夷诸部进犯周朝，周王派王朝军队讨伐而陷于困境。禹适时奉武公之命，解救王师于危难之中，攻破鄂国而大获全胜。铭文在叙述曲折战事的过程中，两次直引周王和武公“勿遗寿幼”军令，将禹亲历的惨烈战事描绘得历历如画。

　　这类叙事散文的创作主体，自西周中期以来，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职业或阶层分化，大致形成了史官和师氏两大分野。这两类创作主体所撰写的叙事散文，呈现出一定的风格差异。史官长于记事，师氏重于说教。周代史官主要负责制作文书和记录周王言行，上面谈到的约剂文书铭文，多出自史官之手，可见其善于曲尽描述，锻炼成文。最能体现史官叙事风格与技能的，当属西周恭王时期的史墙盘铭文。该篇铭文长达284字，分成两段，前段称颂文、武、成、康、昭、穆以及时王的功德，后段记叙史墙家族六代的事迹，语言古雅，构思精巧。对每位人物均以高度凝练的词语概括其品德与功绩，如“宪圣成王”“宏鲁昭王”“青幽高祖”“柔惠乙祖”等，深刻展现了史官的才学。师氏主要掌管教育。按照李学勤先生说法，西周时期教育不分文武二途，师氏既是学官又是武职。师氏所作金文，喜欢以“王曰”或“王若曰”的方式，引用周王训导，尤重在记言中进行说理宣教。如时代与史墙盘相近的师载鼎铭文，以“王曰”直述周王赞赏师载能够引导匡正穆王，使之乐德。通篇通过反复强调“德”的思想，申明德教的重要。这两类创作风格，开启了我国叙事散文和说理散文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