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先生的长篇小说《红日》有口皆碑，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更是影响深远；而茹志鹃女士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则是中学语文课本必读篇目，清新、纯洁的文字里透露出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尤其是结尾处：“‘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目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百合花被子作为线索贯穿全文，读来意蕴无穷。

　　所以，听说有机会采访两位文学大家，颇为兴奋。吴强先生的采访好像是在作协进行的，而采访茹志鹃女士则是说好去她“愚谷邨”的家。“愚谷邨”是位于愚园路与南京西路之间的一条新式里弄，弄堂里住宅鳞次栉比，纵横绵延。

　　王安忆后来曾如此回忆“愚谷邨”：“‘愚谷邨’路通愚园路和南京路，两端均闹中取静的街市，于人间世而有冥思，合乎父母知识分子的人道情怀，他们的晚境因而增添暖意。是为市井福地。”

　　然而，那次采访究竟关乎哪些内容，完全不复记忆，只是与大作家如此近距离接触，对一个大学生来说，到底还是带来一种精神冲击。后来与王安忆相识，也常常会说起和她母亲那唯一一次的采访。

　　茹志鹃凭借敏锐文学嗅觉，发现女儿观察与叙述能力

　　按照固有思维方式，人们总以为王安忆文学才华来自于母亲茹志鹃的精心培育，但茹志鹃女士在《从王安忆说起》一文中说：“在孩子小的时候，我除了给他们吃饱、穿暖之外，还给了他们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认为这在目前盛行‘实惠’价值观的时候，提一提是必要的。给孩子一些感情上的、文学上的熏陶。孩子们还小的时候，背过一些唐诗宋词，先是背，然后让他们懂一些诗里的意境……”作为母亲，茹志鹃女士从未刻意将子女往特定方向培养，甚至不鼓励他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

　　尽管母亲不赞成女儿搞文艺，但一切就像命中注定一般，王安忆的人生轨迹终究向着文学步步趋近。十六岁那年，王安忆离开上海，去往安徽淮北农村插队落户。在那个物质条件与精神生活都极为贫乏的时期，其文学天赋开始显山露水。由于担心女儿身处异乡，寂寞难耐，再加上自己也处于边缘状态，故此，母女相约，通过鱼雁往来，寻找生活乐趣。

　　女儿来信所述，仅为周围凡人琐事，但母亲却凭借敏锐文学嗅觉，发现女儿的观察与叙述能力。茹志鹃女士说，女儿王安忆“信里写了她的劳作，生活，环境，农村里的小姐妹，老大爷老大娘，写他们对自己的爱惜，也写他们的纠纷。我发现写的这些平常的生活情景，生动，亲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使人看了就难忘。她写的有些事，我直到现在还记得。比如她们下工回家以后，农村生活的寂寞、刻板，一旦听见井边有人吵架，于是在挑水的丢下水桶，在切菜的丢下菜刀，纷纷出去看，结果，人家不吵了，大家就叹了一口气，不无遗憾地又回到屋里做饭。有一年的春天，她来信说，乡亲说燕子不来做窝，这家人一定是恶人，要倒霉的，而她住的那屋子，梁上还是空的。过了几天她来信报告说：今天早上我一睁眼，就看见梁上有燕子来做窝了。她写了一些小事，但从这些琐琐碎碎的事里，我了解到她的生活，她的思想感情，甚至她的形象，都能透过纸感觉到”。

　　数年后，王安忆回到上海，在《儿童时代》杂志担任编辑，并正式开启写作生活，但母亲茹志鹃依然奉行“不去管她，让她自己去探索，去走路”原则，任凭女儿在文学道路上驰骋。王安忆和我说，随着自己作品数量增多，母亲甚至都不看其作品，更遑论具体指点。茹志鹃女士也颇为得意，以为这样的“放手”，才促使“王安忆在创作上较快形成自己的一种表现方式，在她的成长道路上，我如果有点作用的话，这恐怕要算一功”。

　　陈丹青在地铁里阅读王安忆的赠书，泪流满面

　　1983年，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一起远渡重洋，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此项计划由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参与创办，每年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共聚一堂进行交流与写作。白先勇、林怀民、余光中、吴祖光、王蒙、莫言、郑愁予等两岸作家都相继参与其间。

　　聂华苓在《踽踽独行——陈映真》一文中回忆那年聚会：“那年是中国作家在爱荷华最有趣的聚会。吴祖光诙谐。茹志鹃沉毅。王安忆敏锐，对人对事，都有她独特的见解，她最引人注意，打两条小辫，明丽透着点儿腼腆，偶尔冒出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多带批判性的。她对新鲜事物特别有兴趣，比其他中国作家活动都多一些。”

　　这段“爱荷华”经历，对王安忆的写作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同访“爱荷华”的中国台湾作家陈映真，以及旅居纽约的艺术家陈丹青。我曾经问王安忆，为何陈映真会对她心灵成长和文学发展带来如此强烈撞击，甚至在《英特纳雄耐尔》一文中感叹“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他却被时代已经抛在身后了”。王安忆说：“我们刚从知青的命运里挣脱出来，心中充满愤怒，要对那个曾经走过的时代进行激烈的批评，但陈映真则认为，相对于同来‘爱荷华’的其他国家的作家悲惨的命运，我所遭受的苦难不值一提。”

　　虽然，彼此观念不同，争论不休，但从聂华苓的文章可以看出陈映真对王安忆投以青眼：“在大陆作家之中，他对年轻的王安忆最关心，最好奇，也最赞赏。那时大陆作家的作品还不能在台湾发表，他在爱荷华一口气读完她送的几本集子。1984年，他将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发表在台湾的《文季》，也许是台湾初次发表大陆作家的作品。他认为‘作为一个年轻一代的作家，她的焦点和情感是明显地集中在年轻一代遭遇和感受的。她在作品中所透露的批判，虽然没有大陆年轻一代哲学家的深刻，但她所提起的质疑，却有王安忆的认真和诚实，感人至深’。”

　　至于陈丹青，其旅居纽约时的那份孤独与苦闷赢得王安忆的尊重。王安忆记得当时陈丹青在地铁里阅读王安忆赠他的两本小说集，泪流满面。“别人都忙着向西方认同，他却在向中国认同，”王安忆说。

　　而陈丹青则回忆，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曾让他感动：“第一次看到有个同代人写我们自己的生活，非常高兴。记得小说结尾写主角回城后心里苦，跑到外滩人堆里去，家人又去找他回来。这种感觉写得很对。我小时候不开心，也跑到外滩瞎走。”读罢王安忆赠予的小说《六九届初中生》，陈丹青还与王安忆在通信中讨论阅读感受，提出个人意见，并煞有介事地判定《六九届初中生》只能算是一部拉得很长的小说，而算不得真正的“长篇小说”。

　　但是，无论如何，王安忆始终看重与陈丹青的对话，有时候难免也会生气，会有歧见，可是，又会在某一点上达到契合。因此，王安忆将陈丹青称为自己的“思想伴侣”。

　　莫言对王安忆说，如果我们俩同时得奖该有多好啊！

　　说起王安忆文学创作，《小鲍庄》无法绕过。《小鲍庄》与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发表在同一期文学刊物，并引发读者关注。作为写实主义作家，王安忆曾戏言，为何非得“红萝卜”，“红山芋”似乎也未尝不可。此话传到莫言耳中，莫言自然五味杂陈。所以他起初对王安忆略有偏见。

　　然而，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使得他俩愈发融洽。王安忆说，她和莫言同受邀请访问瑞典。旅行期间，他们同访瑞典文学院，“莫言非常忠厚，问了句‘诺贝尔文学奖有否可能两个人同时获得？’对方说，历史上有过……”王安忆清晰记得那段有趣的对话。荣获诺贝尔奖之后，莫言对王安忆说：“如果我们俩同时得奖该有多好啊！”王安忆认为莫言得奖对中国文学最大的影响在于奖励“持续性写作”，此话意味着对职业作家的认可与褒奖。

　　“回顾中国文学史，只有我们这代人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之前的写作，从‘五四’开始算好了，老是被打断。只有到了我们这一代，才有了持续性写作。这才是莫言得奖真正的意义！”王安忆说。不过，虽然莫言得奖是因为其长篇小说，但其实他的中篇小说更佳，因为中篇小说“有所节制，不可能泥沙俱下，而短篇太拘束，长篇又太繁复”。

　　当然，长篇小说往往会因为故事跌宕起伏，人物命运千转百回而受到影视工作者青睐。莫言的《红高粱》便是最好的佐证。王安忆的作品虽然向来与影视剧疏离，但《长恨歌》却是例外。王安忆对弄堂女儿王琦瑶这一人物的塑造，以及对市井百态、家长里短入木三分的描绘，显然来自她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深刻体察。

　　王安忆认为，上海写作只有两条路

　　曾不止一次听王安忆说，小时候住在淮海路，思南路附近，那里的弄堂结构和房屋布局颇为奇异，前面是五光十色的巴黎风尚，背后则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烟火气息。生活于此的女孩子必须拥有足够的定力，方可抵御繁华与喧嚣。事物总是分为两极，有进取的，也有沉沦的，这一切，才构成生活的本来面目。

　　因此，《长恨歌》里的人物或许都不是作者所喜欢的，但却是真实存在的。更由于人物经精雕细刻，呈现出生命感之后，一个个人物便勾串起一段历史洪流。

　　自《长恨歌》后，文学评论界时常将王安忆与张爱玲相提并论。她们都是生活在老上海的女作家，都以上海为背景进行创作，写作手法和风格上也有相似之处。其实，在王安忆之前，也有人探寻白先勇与张爱玲文学基因的相互关系，白先生给出的答案是，他与张爱玲的文学之路都是“喝《红楼梦》的奶长大的”。尤其张爱玲创作完全绕过“五四”，直接与《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相延续。

　　中国台湾作家朱天心将内地作家大致分为两类：大多数人属于“三国”系，而王安忆恰恰属于“红楼”系。不过，在王安忆看来，张爱玲与“五四”虽然关系紧张，但她仍然从中汲取养料，譬如对人生的观照，以及对人世的批判。“如果没有‘五四’，张爱玲的东西与‘鸳鸯蝴蝶派’就可能殊途同归。反过来说，张爱玲似乎也给‘五四’补了一个缺。‘五四’成长起来的作家对市民生活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们觉得民众是等待他们来启蒙的，所以，他们不关心日常生活。而张爱玲则关注庸常生活，并从中寻找救赎。”王安忆说。至于自己与张爱玲的根本差别则在于世界观的不同，张爱玲是冷眼看自己，而她则是热眼看自己。

　　也许在王安忆看来，上海这座城市“历史太短促，物质太多，人们也因此变得不够浪漫”，所以，她始终不认为备受追捧的《长恨歌》为自己巅峰之作。她甚至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即希望“能用上海的材料来制造一个不是上海的地方”，否则，一个作家实在难以经受这座城市所带来的挑战。故此，王安忆认为“上海写作只有两条路，一是走出城市，二是走进书斋”。

　　角儿的作品，终归会流传下来

　　纵观王安忆《长恨歌》之后的创作，《逃之夭夭》和《妹头》尚处于上海体系之内，《上种红菱下种藕》的视角已转向浙江小镇，而《遍地枭雄》更是“离谱”，小说全然没有女性，而是一个纯粹的男性世界，王安忆以无穷想象力，将诡异的通俗故事，赋予纯文学的格调。

　　随之而来的便是像《天香》那样写顾绣，《考工记》那样写建筑的，以文化遗传的溯源与传承为内核的作品。紧接着，一部着眼于“一把刀”——淮扬菜的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横空出世。主人公是靠精湛厨艺混迹于纽约法拉盛的厨师陈诚。但凡有过纽约法拉盛游历的人都知道，法拉盛是纽约一道奇特风景线，甚至仿佛是一座西方文化包围的东方文化孤岛，活色生香，云谲波诡。

　　王安忆说：“我第一次去那里，便被吸引住了，身前身后的人脸，都有故事，有的找得到范本，比如林语堂的‘唐人街’；比如白先勇的‘谪仙记’；比如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七十年代‘保钓’运动；中美建交；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还有找不到范本，原始性的，单是看那写字楼电梯间的招牌，不知道有多少故事的头尾：律所、牙科、相术、婚姻介绍、移民咨询、房屋中介、货币兑换。至于门面后的隐情，完全摸不着头脑了。”

　　作者赋予一个淮扬名厨异乎寻常的成长经历。他降生在冰雪皑皑的东北，却又阴错阳差地寄居于上海逼仄的亭子间，继而蜕变成淮扬系厨师，最终称雄于纽约法拉盛私人订制宴席……王安忆以一以贯之的写实主义手法，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滚滚红尘融入时代潮流的汤汤大河之间，让软兜、狮子头、宫保鸡丁、冰糖肘子、鸡火干丝、松鼠鳜鱼那样一些家常小菜映照出日常的火热，折射出生活的真谛。

　　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破碎不堪的人与事，经由小说家的精心黏合，重新还魂，且元气满满，从而堆垒成一条历史的河流。正如书中人自己所说，“人们总以为历史是由纪念碑铸成的，更可能是石头缝的草籽和泥土”。读罢全书，意犹未尽，相信《一把刀，千个字》可以像《长恨歌》一样，再次赢得读者的青睐，从而创造王安忆又一个文学高峰。

　　记得数年前，白岩松翩然来沪，我曾约他和王安忆、金宇澄相聚。席间，谈及《长恨歌》与《繁花》，白岩松说：“所谓的文学盛世，也不是人人都写得好，人人都爱写，只是说，那个时代有五六支豪笔而已。角儿的作品，终归会流传下来。”王安忆的《长恨歌》《一把刀，千个字》便应该属于“角儿的作品”！